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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

归档日期:12-16       文本归类:滑铁卢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结束拿破仑欧洲霸权的决定性会战并不是滑铁卢,而是发生在1813年10月的莱比锡。在那场又被称为“民族会战”的大战中,法国与反法联军共投入了超过50万的兵力,彼此造成了10万人的伤亡。

  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会战,其结果也与规模相称。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联军攻下巴黎,复辟了波旁王朝,将肥胖的路易十八扶植上了王座。而拿破仑则被流放到了远离大陆的地中海小岛厄尔巴,属于他的历史似乎就此结束了。

  但是拿破仑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他坚信自己才是主导命运的那个人。于是便押上了自己的一切,再次摇动起了骰子。1815年2月26日,拿破仑乘监视自己的联军不备,逃出了厄尔巴岛,3天后登陆法国本土。接下来一个月时间里,他凭借自己的魅力一路向北前往巴黎,期间效忠波旁王朝的军队纷纷倒戈,没能给他造成一点麻烦。登基还不满一年的路易十八仓皇而逃。那个无所不能的拿破仑似乎又回来了。

  自1792年革命战争开始,法国现象级的扩张很大原因在于列强们各怀鬼胎,但是这一次他们决心不再犯过去的错误。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立誓各自动员15万大军同法国作战,直到拿破仑彻底倒台。联军的兵力优势是如此之大,决心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求和未果的拿破仑不得不以身犯险,主动出击。但是1815年6月中旬,他率领着12.3万人的北方军队团杀入比利时时,仅驻扎在此地的英普联军就有多达22万人。双方的实力对比太过悬殊。

  就像艾伦·福里斯特(Alan Forrest)在他的新书里指出的那样:“就算在滑铁卢取胜,拿破仑也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胜利只会给他带来暂时的喘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只会有一名胜利者。”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俄罗斯人和奥地利人要花多少时间迫使拿破仑再次就范,因为就结果而言威灵顿的多国联军和布吕歇尔的普鲁士人就已经是他无法逾越的鸿沟了。

  滑铁卢不是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的最高潮,但却有着巨大而又持久的影响。在英国,仅有一条以“莱比锡”命名的道路(位于汉普郡),但却有着350条名为“滑铁卢”的小径、广场和大道。对于一向敏感的法国游客来说,英国的街道标志会不断刺激他们的神经,虽然欧洲之星的终点站已经搬离了滑铁卢站。各个大陆都有以此战命名的城镇,而美国尤甚。新西兰的南岛还有一座“滑铁卢峰”。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当时与后代的差异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拿破仑杰出成就的一种致敬。1796年至1807年,拿破仑带领他无往不利的军队横扫欧洲,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辉煌战绩。但到1815年为止,连续20余年的征战给欧洲大陆造成了一场浩劫,有大约500万的居民丧生,其比例与一战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将拿破仑流放南大西洋的偏远小岛圣赫勒拿的消息传来时,幸存者会欢呼雀跃的原因了。对于这些人来说,莱比锡只是挖出了拿破仑的坟墓,滑铁卢才最终把棺盖盖上。

  得胜的国家里,英国最有值得庆祝的理由。在整个战争中,他们参战时间最长、出资最多。但是在滑铁卢会战之前,尽管他们在海上风生水起,并于特拉法加之后确立了无可撼动的海上优势,但是却鲜有在陆地上与拿破仑正面作战的战绩。即便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成就,也更像是一次苦难之旅,并被淹没在了同时期联军在中欧取得的胜利中。但是滑铁卢给了他们最大程度的补偿。在整个欧洲的注视下,尽管初战不利,但他们依旧在蒙圣让之前挡住了法军淋漓的攻势,为远道而来的普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英国公众还没有为拿破仑可能的再次入侵担忧,就欢欣鼓舞的庆祝起了他的最终失利。

  着眼全局的人则将滑铁卢视作英法之间“第二次百年战争”的终章。自光荣革命开始,英法间便就欧陆与全球霸权接连在大同盟战争 (1688–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3)、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48)、七年战争(1756–63)、 美国独立战争(1778–83)以及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 (1793–1815)中对垒。滑铁卢的胜利标志着一个由英国主导的全新时代的开始,以至于时任外相的卡斯尔雷勋爵在下院致辞中评价威灵顿的战果时说:“这一成就是如此之高,如此的重要,至今未曾见著过任何国家的史册”。

  滑铁卢得胜的消息传来迅速引发了全英范围内的庆祝,其规模之大,是阿金库尔战役以来的首次。而当中的领军人便是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作为一个英国人,他认为滑铁卢战役是自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于公元732年击退入侵欧洲的伊斯兰大军以来,“文明社会经历的最伟大的解救”:拿破仑是“1789年以来法国政治家的那些指导原则的物化”,这是一场“善恶原则之间的斗争”。而作为胜利者,他们值得把酒言欢:

  但是,庆祝活动不久就被随之传来的惨痛伤亡数字打断了。6月18当日,在只有数公里的滑铁卢战场上聚集了将近20万大军和400门火炮。经过9个小时的搏杀,法军损失约25000人,获胜的联军也有同等规模的伤亡。“整个战场布满着大量的死尸。在拉艾圣右面的某处,法军胸甲骑兵可以说是堆叠在一起。许多未受伤的士兵被压在他们的马下。其他人,如惊恐的伤员,偶尔和他们的马一起挣扎着受伤的身体。这景象令人作呕,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整个战场上都可以看到军官和被允许离开队列的士兵,正面对着已死或者正在死去的兄弟或是战友俯身哭泣。” 曾在19日巡视战场的哈里?史密斯少校写道。

  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类似滑铁卢一样的惨烈搏杀,比如埃劳和阿尔布埃拉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不同于远在东欧的埃劳和伊比利亚半岛的阿尔布埃拉,滑铁卢的战场就近在欧洲的心腹地带。战斗结束后的几周甚至几天之内,成群结队的游客蜂拥而至,亲眼目睹了屠戮之后的惨状。“通向战场的整条道路都让人极度作呕,死马的气味异常的恐怖…地面上到处散落着帽子、头盔、不同的嚼口与各类碎屑,不过没有什么值得拿来留念的…用来埋葬死者而挖出的土堆,其密集程度有如鼹鼠丘。”战斗结束两周后,前来参观的夏洛特夫人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没人能否认英国人最大胜利者的身份。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胜利的惨痛代价让他们无心庆祝,其中就包括英军的指挥官威灵顿本人。在收到阵亡者名单后,威灵顿哭泣着说,“啊,感谢上帝,我不知道输掉一场会战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无疑,没有什么比在失去那么多朋友的情况下赢得一场会战更令人痛苦的了。”之后他又对自己的秘书说,“我从来没打过像这样的一场战斗,我相信我也不会打另外一场了。”

  之后威灵顿果真没有指挥过另一场战斗,而是进入了政界。但是不同于辉煌的军事生涯,他的政治生涯则要暗淡的多。其“铁公爵”(Iron Duke)的外号,就是这一时期因为施政不得人心,家里的窗户屡遭破坏,不得不加装铁质百叶窗而获得的。

  《滑铁卢:决定欧洲命运的四天》,[英] 蒂姆·克莱顿(Tim Clayton)著,高阳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2019年11月出版

  在联军的协助下,先前仓皇逃离法国的路易十八再次复辟。而上台后不久,路易十八便启动了他的舆论机器,将滑铁卢宣传为拿破仑的个人失败。在这场战役中,法国不是失败者,他们辩称。与之相反,法国和得胜的联军属于一条阵线,她并没有被征服,而是被解放了。这也和先前联军的政策一脉相承。进入法国后不久,威灵顿就号令全军,提醒他们路易十八是自己的盟友,法国必须被当做友好国家对待。

  由于复辟政权的倒行逆施,这套说辞也连同波旁王朝一起在七月革命后灰飞烟灭。公众舆论越是意识到法国的积弊孱弱,曾经的第一帝国和拿破仑的形象就越是伟大、光荣。而之前从圣赫勒拿传来的拿破仑自我辩护式著述,以及同时代将领们的回忆录纷纷出版,无疑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等到了1840年拿破仑遗体从圣赫勒拿岛回归巴黎,这一情绪达到了最高潮。昔日的痛苦回忆被彻底的抛诸脑后,留在法国人心中的只剩下了他们与这位前代君主共同缔造的一系列传奇。正是这种情绪,让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以75%的普选支持率当选法国总统。就如埃米尔·德·吉拉尔丹指出的那样,“这不是一次选举,而是一场狂欢。”

  与拿破仑的形象一同改变的,还有那场结束他军事生涯会战的结局。其实早在波旁王朝想要将滑铁卢描绘为拿破仑个人失败之前,坊间就流传起了另一种说法。当日的战斗行将结束时,已经确立胜势的英军杀向了唯一残存的近卫军方阵。英国军官想劝降他们,称他们已经履行了军人的职责,再抵抗下去只会增加无谓的牺牲。不过为首的康布罗纳将军却大吼道:“Merde!”(去你妈的!)“La garde meurt et ne se rend pas!”(近卫军宁死不降!)英勇的近卫军随后悉数倒在了英军的炮火下。

  当然,这很可能是虚构的。因为康布罗纳不仅没死,还投降了。被俘后他被送去了英国监禁,事后还娶了这一时期照料他的英国护士。回到法国的康布罗纳向路易十八宣誓效忠,后者册封他为贵族,并让他担任里尔的指挥官。不过事实并没有影响这一故事的广泛传播,还衍生出了数个不同的版本。因为面对得胜的英国人,康布罗纳的轻蔑之辞不仅捍卫了法国的荣誉,还为军队平添了光彩。19世纪下半叶,随着雨果《悲惨世界》的出版,这则故事的传奇性达到了新的高度。雨果在书中指出,“失败反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站着的拿破仑更高大些”。“‘Merde!’可能是法国人说出的最美妙的一个词,”此战的胜利者“不是曾在四点钟退却,五点钟绝望的威灵顿,也不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布吕歇尔,而是康布罗纳。”

  这部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为雨果带来了极大的声誉,滑铁卢战场上甚至还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战场上类似的纪念碑还有很多,而有的格外出众,比如威灵顿副官戈登的纪念碑、汉诺威纪念碑、普鲁士纪念碑。不过最为壮观的却是Lion Mound,一座高近50米,顶部是一只28吨重青铜狮的人造土丘。它是为了纪念荷兰联合王国王储,同时也是威灵顿手下的一员大将的奥兰治亲王,而由他的父亲荷兰国王下令兴建的。青铜狮坐落的的正下面,正是奥兰治在战斗中负伤的地点。荷兰联合王国是维也纳和会在当时比利时和荷兰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的军队也作为联军的一部分在威灵顿的指挥下参加了滑铁卢会战。不过战斗的胜利并没有能让两个原本分离的国家长久的团结在一起,1830年比利时通过革命为自己赢得了独立。

  实际上,出于政治目的而美化历史的例子历来不可胜计,即便到了200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曾在2005至2007年担任法国首相的德维尔潘就继承了雨果的观点。在其作品《百日王朝抑或牺牲精神》中,他指出“滑铁卢的失败,散发着胜利的光环”,“近卫军的勇气与崇高牺牲,为后世洗刷了溃败的污名”。德维尔潘将拿破仑的哲学描绘为“无论胜利还是死亡,总是与荣耀相伴”,面对冷漠与嘲笑,这无时无刻不激励着自己勇往直前。或许德维尔潘还有所保留,曾在绝大多数军事重演中扮演拿破仑的弗兰克·萨姆森(Frank Samson)则要直言不讳的多。这位来自巴黎的律师以自己扮演者的身份表示,“我比威灵顿要知名的多…他赢得了战斗,但我才是最终的胜利者。”肯定有人会有不同意见,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无可否认的:是拿破仑在滑铁卢遭遇了他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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